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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导致社会关系分裂

未知 2019-03-24 22:17

  此外,应星认为,人类学从关心远古文化到关心自己的家乡文化,是一个很大的转向。而项飚恰恰具有某种“反家乡”研究的色彩。一般的中国人类学家都会做跟华人相关的研究,而项飚做了一项印度的研究,然后再回到中国,重新看世界和中国的关系。其实,无论研究者是不是把家乡作为研究对象,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问题意识。项飚能够摆脱研究社会的局限,去理解更大的政治,这是他的问题意识,也是很难得的。一个个案的研究能够跟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,才能凸显意义。

  “商品化”因为彼此竞争,会导致社会关系分裂,个人原子化,使得社会的肌理变得很薄。而这种“商业化”恰恰要利用这些社会关系寻租,使得社会秩序化。这也回答了中国社会在失序化和秩序化之间悖反的问题。

  而且,在这一系列中介公司当中,上下等级的关系相当重要。项飚提出了“行政化”的概念。虽然他们并不是政府机关,但是,他们是由政府单位改制而成,办公方式跟公务员差不多。这是一种非国家机构的“拟行政”关系。

  那么如何贴着中国社会的“地皮”来看中国?应星认为,紧扣“流动”是很关键的。正是“流动”打破了原有的关系,形成了新的秩序,这使我们能很好地理解秩序的复杂性。应星想起了他以前大河移民的研究,他也得出了类似项飚所提出“行政化”的结论。他发现那些大河移民上访的组织者,表明上在和地方政府作对,实际上他们跟政府共享了一套政治文化——一种“行政化”的文化,包括他们如何组织那些移民、如何处理那些“叛徒”。他非常自觉地习得了这种政治文化,这也说明中国在形成自身的“社会”时,有着自己的逻辑。

  出国打工的这批人跟“社会人”是高度重合的。项飚研究的中国东北地区出国打工者,大多是中学学历,年龄在二十二岁到四十五岁之间,其中以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居多。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或者如抚顺这样的二三线城市。他们无法进入体制,使得他们有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,所以他们一心想要“赚快钱”,选择出国打工。他们主要目的地是韩国、日本和新加坡。他们也都是合法出国打工的。因为在2000年以后,出国打工已经规范化和合法化了,以前的非法移民现象几乎绝迹。这是因为新的治理技术——护照电子可读,还有各种文件早已难以伪造,使得出国打工正规化了。

  可是,一旦出了事情,比如外国接洽的中介发生倒闭了,出国打工者会去找政府解决问题。他们也准备法律档案,但是他们显然并不想上庭,而是准备好材料用于上访。他们给了中央政府十分高的道德预期,他们往往要求中央政府督促地方政府实质性地赔钱。

  

会导致社会关系分裂

  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,作者:项飚,出版社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0年8月

  我们可以从出国打工群体中管中窥豹。项飚首先指出,这批出国打工的人,也是“社会人”。这个词是项飚在田野调查中,跟他们的父母聊婚姻策略时听来的。他们的父母经常有这么一种说法:女儿嫁什么人他们不管,但就是不能嫁给“社会人”。

  项飙回应道,“社会”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知识分子来说,是一个核心概念。但是,人类学家扮演着“耳朵”的角色,我们也要听听老百姓是怎么理解“社会”的?在老百姓眼里,“社会”不是一个好词。你要走向社会,你要小心。“社会”基本上是一个江湖,它是一个无序的、可怕的、要提防的东西。老百姓对公共性的想象,跟知识分子是很不一样的。很多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末花了好长时间讨论“市民社会”,认为分化会导致制衡,会导致赋权于民,这是不现实的。

  “最近有个很火的句子:小猪佩奇身上纹,掌声送给‘社会人’。小猪佩奇变成了‘社会人’的自我标识,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这里的‘社会人’的意思,既有一种叛逆,又有一点瞧不起别人,又有一点无奈,意思是很丰富的……”人类学家项飚讲到了 “社会人”,引起了台下一片笑声。“社会人”是项飚教授最近研究的关键词。

  出国打工者们是怎么面对“商业化”、“行政化”的出国中介链?在项飚的研究中,他发现,国家的形象在每一层中介中都不断地再生产。因为所有中介都强调自己的合法性,所以出国打工者总会觉得,万一出了什么事,国家会兜底。但是他们的国家认同是很机会主义的,比如说,假如中介能帮他们搞到假文凭,他们自然是很高兴的。

  为什么项飚要研究“社会人”呢?因为在2000年之后,西方最重要的社会变革力量就是“社会人”,或者叫“Precariat”——这个词在西方劳工研究领域非常流行——它由“不稳定的”

  “窗口”中介能更好地控制住下层中介,项飚特意强调了“商业化”和“商品化”的区别。进而控制住出国打工者。因此,中介赚钱依靠的是中介彼此之间的关系、他们和出国打工者的关系还有海外中介和雇主的关系。包括两万块的押金。也不需要交路费。所以,

  项飚认为,这种出国打工的流程,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中国对外援建时建立起来的。当时,我们有一个“对外经济联络部”,一个项目往往从中央的“对外经济联络部”分配到东北的分管单位,再到具体的地级市主管单位征召工人。而改革开放后,这条行政链条被改制成了一系列中介公司,成为了合法经营的“窗口”,“商业化”取代了行政命令,但继承了行政链上的社会关系。

  从“浙江村”的研究开始,项飚就在关注流动问题。“浙江村”的研究核心更重视变化,或者是自下而上的改革。而如今,项飚的研究关注的是秩序形成的问题。项飚直言,这个转变的原因他并没有去好好地反思,但他认为,这背后的变化肯定不是偶然的。这也体现着中国社会的某种转向。

  项飚所讲的秩序,是指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的一种可预测性。在日常生活的体验中,中国社会是比较失序的,因为我们经常会很难以理解很多恶性社会新闻何以发生。而且,阶层分化的不平等,导致了社会上积聚了许多怨气和戾气。所以,在很多人心中,这是一个很失序的社会。

  “窗口”中介把合法化的成本,在海外NGO和相应团体的督促下,但是,出国打工者是不用花钱的,一开始这些中介赚的是海外雇主的佣金。而这些控制,而这种关系寻租的前提是,这意味着这种关系是排他或者垄断的。

  “窗口”中介也极力反对非法移民。等到他们出国到相应的公司打工的时候,转嫁给了出国打工者,在项飚看来,在市场上自由流动,因为出国机会、签证、工作准证等并不能明码标价,有些“窗口”收取的费用可能高达六万块钱,以补偿他们付给“窗口”中介的费用。这是一种“商业化”的行为。这实际上是一种合法地依靠权力和关系赚取租金的行为。他们的雇主就会克扣他们的工钱,也正是秩序化的来源。他们渐渐地就放弃给中国“窗口”中介的费用。根据项飚的研究发现,所以,所以不能将其称为“商品化”!

  因此,项飙认为,我们也许处于一个“行政化社会”里。项飚并不认为,八十年代以来,知识分子谈了很多的“市民社会”能直接套在中国身上。他也尝试着跟印度学者查特吉的“政治社会”进行对话,去描述那些既不同于西方“市民社会”,也不同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形态。

  而这种“出了问题中央有义务把我解救出来”的心态背后,也是一种秩序化的过程。虽然中国社会的确在个人化和失序化,但是总秩序是越来越强大。项飚提到,在他做“浙江村”研究的时候,他能看到许多自下而上的激情和能量,而现在则徒留感慨。如今许多大学毕业生都选择去国企或考公务员,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。这样一种秩序的形成,和对中央政府道德预期的强化,都是作为学者必须考量的东西。知识分子要去思考,如何将这种道德预期转化成一种保证其道德承诺的制度。

  但是,在另一方面,从九十年代以来,中国社会又是一个逐渐正规化和秩序化的过程。比如说,我们买火车票和飞机票,由于电子智能化,变得十分有序和方便。我们现在网购也非常方便。

  项飙举了一个例子,在东北某县里,正好有五个互不相识的人都要去日本打工,中介公司就会把这五个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介绍到一起,形成小组,实行一种“连保”制度。假如这五个人中有一个人在日本不听话,跑去里另一个工厂打工,日本的雇主会通知日本的中介,然后日本的中介再通知“窗口”中介,再层层下达消息,通知到他们的小组里:如果这个工人不在规定时间内回到相应的雇主工厂工作,那这五个工人都会被遣返。这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,以控制在海外的打工者。这种层级关系与控制方式,使得劳工问题跨国化、社会化,中介的行为像极了行政部门,形成了一种“有序列的合法性”。

  合成,指处于不稳定雇佣关系中的无产者。他们跟新穷人一样,对生活充满着期望,但是却没有稳定的工作和保障。项飚认为,他们参与了西方的很多占领运动,比如伦敦的反对高等教育收费运动等。但是在中国,情况却很不一样。“可能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小猪佩奇上,享受阿里巴巴提供的方便吧”,项飚调侃道。为什么在其他国家,“社会人”具有如此大的社会能量,而在中国好像被秩序化了?在中国,这些“社会人”的欲望是怎么被引导、行为是怎么被调整的?他们是怎么被统领起来的呢?

  进入“社会”意味着离开家庭寻找稳定职业,西方的“社会人”则是重要的变革力量。在中国成为“社会人”更像被秩序化,东西方社会的不同认知是如何形成的?12月20日项飚在清华大学“出国打工:商业化、行政化和’社会上的人’”的演讲,尝试解答这些问题。

  但是,实际上这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。“市民社会”或“公民社会”在不同的社会里的确有它的一般性,可在西方社会,它有着自身的脉络。我们好像释放出了“自由流动资源”,比如说这些“社会人”。但是这些“社会人”却没有自动地形成一个“社会”,他们还是像原子一样。项飚从“浙江村”到全球“猎身”再到出国打工的研究,就是很好的案例。因为项飚的“社会”跟西方的“社会”并不是完全一样的,就如项飚在一次访谈中说,我们要“贴着地皮来看世界”,而不是简单地拿“国家社会关系”,或拿“钟摆”来理解现实。

  而方便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。因为方便意味着“悬置”: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,行为惯常继续,没有“摩擦力”。方便和秩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我们必须信任大的系统,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强大权力,形成秩序来保护我们,我们的生活才可能方便。可是,在中国社会的日常经验里,我们会发现,我们的公共信任度是很低的:我们非常不信任具体的陌生人。但是,我们却信任一个抽象的系统,比如网上支付手段,这背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秩序化过程。有人说这种正规化和秩序化正是中国新民族主义崛起的基础。那么,这种日常体验的失序和总体上秩序化的悖论该如何解释呢?

  对于孙立平所讲的“自由流动资源”带动“自由流动空间”,项飚则分享一个案例作为回应。这种“自由流动资源”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网络,项飚研究的“浙江村”讲的就是这个网络。它是怎么构建出自己的空间,使得政府很难压制。但是,在出国打工的调查中,他发现,私人中介会访问那些要出国的人,问他们在日本是否有亲戚、是否去过日本、是否了解日本的某些社会事件等。只有回答是否定的,才能出国打工。因为要是你有日本亲戚,你就可能跟当地的NGO发生关系,可能就会找当地的律师。中介也完全是私有的、“社会的”,但是它却对社会内部形成了这样的秩序,这跟我们原来想的很不一样。

  《全球“猎身”》,作者:项飚,译者:王迪,出版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2年1月

  这里的“社会人”指的是,没有正式工作单位、没有正式归属、没有明确的职业生涯、没有稳定的收入、没有房产的人。这批人跟传统的民工又非常不同,他们的地位好像比传统的民工高一点,不用起早摸黑辛苦干活。但他们基本属于城市里的“新穷人”,很多人只是高中毕业,生活方式也很光鲜靓丽,对未来充满着希望。他们可能是民工二代,也可能是刚毕业的学生。

  应星教授认为,我们不能简单地拿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的现实。项飚的研究让应星想起了卡尔·波兰尼的《大转型》中提到的“钟摆”——市场化会激起“社会的自我保护”,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,“公民社会”或“市民社会”的兴起。我们经常会把这种讲法套进中国的现实:国家力量逐步释放出原子化的个人,恰如孙立平教授的一个概念——“自由流动资源”,然后这些“自由流动资源”就开始往“公民社会”或“市民社会”方向聚集。

  《大转型》,作者:卡尔·波兰尼,译者:冯钢;刘阳,出版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07年5月

  而这种正规化的出国打工渠道则被“商业化”了。假如一个东北人想出国打工,他需要经过居委会或者村委会里个人中介,叫“腿儿”,然后找更高一层的中介,如镇上的中介,最后,镇上的中介再往上找到有合法执照、被称为“窗口”的中介公司与海外接洽,并确定海外雇主,办理签证手续,从而获得出国打工的机会。

  从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对北京“浙江村”的研究,到《全球“猎身”》对印度信息技术劳工职业流动轨迹和产业运作规则的研究,项飚一直“贴着地皮看世界”,从下而上地观察、切入社会,以小见大地理解社会格局。为了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,项飚这次选择了东北出国打工者作为研究对象,来探讨这些问题。12月20日,项飚在清华大学做了“出国打工:商业化、行政化和‘社会上的人’”的演讲,汇报了他这次人类学调查研究的成果。

  项飚强调,他想告诉大家的是一种民间的“操作”,而不是大的制度的阐述。这些“操作”并不涉及政治。因此,他要去提老百姓对中央政府的道德预期,这是把政治纳入到日常“操作”的切口。而在中国,把日常“操作”政治化的过程,其实跟道德话语和正义话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这也和我们原来想象的,西方经典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。